韩郎才尽，顺势从良？

韩郎才尽，顺势从良？

徐歌

引文：

　为了讨好读者，我把你们感兴趣的放在前面。

我以前常到宜人怡红院。怡红院里有一韩姓MM，她在我到来之前搽好脸，涂好唇，着靓装，等我。最近不是全球经济危机吗，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拿小费的手有时有些颤抖……我在怡红院的大院子里，徘徊着，踌躇着，犹豫着……我从窗户里看至韩美人没搽脸没涂唇没着靓装，心里一拧，接着是一怜，正此时，“啪”的一声，窗门重重地关上了……我还在怡红的大院子里，徘徊着，踌躇着，犹豫着，走到了宣传栏，大标题是：《我的2011》，副标题：怡红院年终总结选萃。第一篇是韩美人的：

　　2011年，我的划船成绩很不错，不仅获得“怡红杯”个人划船赛冠军，还获得“客妓合作赛”第一名，特别是双乳推桨技术还获得了国家科委颁发的“创新奖”……在2011年，杜十娘沉水了，郭美美被群殴了，她们以前是我的好姐妹，也是我在划船赛上的最主要对手……

最值得一说的是，2011年，我的接客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两年，我不嫌弃那些辛苦的工薪阶层，甚至是收入低微的贩夫走卒，即使嫌弃，我也不表现在脸上……我发现，我诚心诚意地对待这些客人，但遇到风声紧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不敢来，更不会出面来保护我……靠这些人靠得住么……

　　我以前是“有罪推论”，婚姻制度不好，老婆服务不到位，悲剧发生，男人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这样的观点都受到欢迎。因为老婆的自私与保守，这个社会，丈夫与老婆对立严重……当我把客人服务好的时候，客人成了我的铁杆粉丝，我自然高兴一阵子，可是，客人从来不说我的有什么毛病，甚至把我的梅毒都美化……我寒心了……

我以前是“变种八股”：搽脸，涂唇，情话，宽衣，发哆，分腿，叫床，收费……有真正的享受吗？革命值当吗？自由可取吗？民主要得吗？……

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家了，我有自己的娃儿了……以后接客还是接，要更多地接，为了怡红院的发展，为了院老板的器重，为娃儿赚更多的钱以使之今后不受苦……我失去是以前我所讨好的部分客人的支持，但可以有新客人的，胡锡进、司马南这些可以从官府得利的人……嘿嘿……嘿嘿……

我看不下去了，骂了一声“臭x子”，踹了一脚怡红院的大门，转身离去，身后传来了韩贱人开窗的声音……

正文：

　　韩寒在《我的2011》里说“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这表明他过去的写作是刻意讨好一些人。

　　韩寒适时地发现，被他讨好而支持他的人是想利用他，把他当作是在前沿阵地与“敌方”对峙的刺头青。他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现在才发现自己是一个被利用的道具，他不干了，因此，他说“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

其实，韩寒也并不是孤寂地在前沿阵地上忍饥挨饿，他的粉丝数量相当多，熬夜等其博客更新；

他也并没有发射什么炮弹，他只是说了部分他想说的话，而且很谨慎……

我要告诉韩寒的是，你只不过是对你自己的遭遇不满，你并不曾特地地为大众鼓与呼。

你不适应教育制度，你反抗它；

你看不惯文坛乱象，你反对它；

你不满CCTV对你的不抬举，你鄙视它；

你不满你的杂志受阻，你厌恶它……

这些是与公义的追求相合拍的，所以你是值得称道的一个文青。但是，如今，你却要否定它了，那么，你要搞搞清楚，你以前只是对你自己的遭遇不满，千万别以为你是纯粹为公义，如果把你过去的行为与公义捆绑，那么，是荒谬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只是构成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别太高看了，也勿低看了……

　　参加萌芽作文比赛，是哪个怂恿你去的？

　　《三重门》是被外力所逼而写出来的？

　　“文坛是个鸟谁也别装逼”是为了讨好大众还是发泄自己的不满？

新浪基于商业考虑而邀请你开博客，就算是你被逼的吧，同情一把。

可是，你晓不晓得，你的中国式成功是如何实现的：萌芽作文比赛与《三重门》出版，仅仅是打了个底，而真正的声名成就是与新浪苟合（你应该不感冒这个词，依你的个性与你的说法，你是非出于内心所愿而与新浪合作，所以叫“苟合”）之后而获得的。

新浪是全球读者数最多的门户网，它要选一个主打的作者，这个作者应该是刺头青，不能太雅，也不能太俗，不能太浅，也不能太深。不幸的是，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新浪把你树为头牌了，你有啥子好委曲的？你现在说是为讨好大众而要那样写，其实，要形象点说，你是讨好新浪这个老鸨而要那样辛苦地写。

不管是为了讨好客户还是讨好老鸨而写作，那是写作者的自由。写作者如果反过来说，是被讨好的对象逼他写出了那些东西……这有点像，杨贵妃对章子怡说，我也想像你一样苗条纤细的，可是唐玄宗喜欢胖呀，唐人以胖为美呀……韩寒真诚地对胡锡进忏悔，以前我的 “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是如何出炉的，你懂。胡锡进大度地表示“懂”，胡告诉韩，知道错了就是好孩子，随手扔出一粒糖。

韩寒，你千万别是为讨好胡锡进司马南而写，当然，你事实也不会。胡司马是屎壳郎，哪里臭，他们就会追过去。你车子开得好，开快点，他们追不上你的。哈。

　　尾声：

　　郭敬明看了韩寒的《2011》，豁然开朗，奋笔疾书，写就《郭小四的2011》：

他妈的，老子不干了！老子这么多年来为讨好读者臣薪尝胆，看官，你以为为浅薄无知的小P孩子编造故事是爽心的事吗？老子为了讨好那般狗崽子，甚至冒着抄袭的风险……老子也要当回男人了，老子从此以后不再把所有的委曲一个人杠，老子要把对社会的不满尽情表达出来……浅薄的兔崽子们，从今以后，不再讨好除了尚未出生的女儿，我不再为讨好任何人而写作……

　　2011之后，韩寒与郭敬明都实现了转型。韩寒与郭敬明的粉丝可以置换过来。韩的粉丝不至因为韩的转型而成为无头苍蝇，郭的粉丝也不至于因为郭的转型而成为无头苍蝇。关键要看郭敬明转不转型。

　　如果有人问我韩寒有什么名堂，我还真的不晓得怎么回答。

　　你说他没名堂吧，他被评为公知，他被time评为有影响力的人。

　　你说他有名堂吧，他有什么名堂？

　　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么？拥有大量读者是么？三字经的读者少吗？百家姓的读者少吗？冷笑话的读者少吗？

　　如果三年之后韩作还有读者，那说明是有一点好。

说韩作好的人，恐怕也难得举出其代表作的。

　　韩寒的作品构成：调侃＋诮皮话＋正义 。

现在韩寒否定了曾经的单纯的宝贵的正义，而视之为“有罪推论”与“变种八股”，他的这种否定，不仅是否定其个人的，而是否定整体的。那么，他的作品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他是要在韩郎才尽之后顺势“从良”呢，还是要修炼新功以图稳坐头牌呢？

附：韩寒　我的2011

 (2012-01-08 06:11:33)

  2011年早在几天前就过去了。上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写年度总结，因为那时候的一年一年，除了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以外，总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一个向你强行下达任务的人掏心掏肺。我要记得的总是会记得。后来发现记忆真的不是特别靠谱的事情，所以现在我愿意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备忘录的意思就是把事情都记在一本本子上，然后准备忘记。不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在去年，我的赛车成绩还不错，全国锦标赛一共十一场比赛，除了两次赛车故障以外，九次登上了领奖台，并且为上海大众333车队以及涡轮增压赛车获得了第一个全场冠军。今年我也为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获得了第一个年度车手总冠军。上一次获得全国汽车拉力赛的车手年度总冠军是2009年。加上2007年的全国汽车场地赛车手年度冠军，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1600CC组车手年度第一名，我已经收获了四个年度第一。在此感谢我的车队朋友和技师们。199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港京汽车拉力赛，我当时就立志长大以后要进入国家队开赛车。后来，我长大了，也开赛车了，但国家队没了。1993年，我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幻想，18年后，我可以不负11岁的自己，还是挺为自己觉得高兴的。其实我并没有要很励志的告诉大家坚持理想，在1993年到2003年期间，我其实完全忘了当年电视机前的我怎么想来着。一直到后来有了条件才下意识开始尝试练车。可能有的时候死死的坚持可能还在一个合适的时候重拾，无论对理想或者对感情都是这样。当然，这完全因人因事而各异，并不那么通用，纯属个人偶遇。我可不是机场电视传道士。

      在2011年，我的好朋友刘曹东去世了。他去世前是在我拉力赛场上最好的对手，他也是中国最好的拉力车手，在2009年我赢了他，2010年输给了他。一转眼，徐浪也离开我三年多了，他更是当时拉力赛场上的王者。我是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让比赛的胜利少了很多含金量。他们一走，就算如今我又赢，也充满遗憾，好似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和我做其他事一样，也是时无英雄，让竖子成名。既是猴子，又是竖子，我明年是双子座。我特别希望能和东东徐浪一起比一场。当然这话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复活，我也不愿死去，纯粹表达怀念。

        有人离去，有人来到。我成为了父亲。除了我特别喜欢我的女儿以外，最重要的是，我的女儿特别的喜欢我，不出意外，她先学会了叫爸爸。有个媒体采访过我，问我关于女儿和儿子的想法。我记得当时大致是这么回答的，我只希望我的女儿高兴，无所谓她能不能获得中国意义上的成功，只要她人品好，我愿意为她创造一切的条件，我愿意为她生造一个世界，让她不用在这个残酷而缺德的社会里受苦。当然，一切都随她的意愿。她如果愿意尝试，哪做什么都可以，我只是她登高冒险的一张防坠网而已。如若未来有变故养女儿困难，给李彦宏开车，替白烨磨墨，帮陈凯歌打灯，我都没问题。当然，我还想要更多小孩，如果有男孩，那就要活该受苦了，他得扎到这个现实里，奋力拼搏，养活自己并尽力改变社会，争取给天下的小女儿们创造更温良的环境。

        2011年，我自己的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从2009年和2010年开始的。那时候我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发自内心的痛恨。我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开车看见路上有一个坑都会报警并守着这个坑的人，天天盼望中国突变成美国或者台湾式的社会。我甚至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完美的，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制度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的迎合。然而的悲悯都抵不过悲剧的重复。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执政者的腐败和贪婪，这个社会官民对立严重。是啊，你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说，咱们真是可怜，你的上司是个屁，他弄砸了这么多事情，还开好车养小蜜。以你的能力，远不应该只获得现在这些，而且凭什么让那个傻逼当你上司，人人都有当上司和换上司的权利，他的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你的。这话除了那个上司不爱听，谁都觉得说到他自己心坎里去了。我这么写文章，再加几句俏皮话，大家肯定都觉得我说的特别好，而且凡是不赞同者，皆会被民众说成五毛，是权贵之走狗，民主之敌人。就算想批评我两句，也得先夸一千字，才能委婉提上一两句，否则很容易引起不满被戴上各种帽子，就像我批评的那些人给其他反对者扣帽子一样，所谓左右之间互相从来都没有协商和妥协。当我发现批评我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小心翼翼的时候，我自然高兴了一阵子，但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知道无论我说的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

      于是，想了很久，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2011年间早些的一些文章，从写钱云会村长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开始有所变化。当然，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你说民众多么好多么对多么善良多么高素养，民众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民众应该享受什么什么，天赋民众各种权，民众的眼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双眼皮⋯⋯这些话其实和当年毛泽东上位之前狂拍群众的马屁并没有什么区别，民众也许只是他获得权力和威信的筹码。在好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认为凡是一党专制的，就要推翻它，必须多党派，必须直选，必须三权分立，必须军队国家化。当时也有朋友和我争辩，说会死人，会混乱，会倒退。当时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没试过怎么知道，你那是统治阶级的推辞，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不做的极端一点，不激进一点，你怎么铲除顽疾，大乱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乱世，我未必不是枭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种态度和那些独裁者的“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实差不多。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多成为一些别的什么，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关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的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至于写作，在新年里，我希望我能写的只让我自己更喜闻乐见，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想写的写，不想写的就一个省略号。

       最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个人感情方面⋯⋯